1987年6月11日江蓋世等人，率眾遊行，長途走向士林官邸拜訪蔣經國，要求台獨思想自由。遊行隊伍走上忠孝東路復興橋上，詹益樺左手撐著一個笨重的音響喇叭，走在隊伍的最前面，進軍士林官邸。邱萬興攝影。
(6) 非暴力分局長
我這段話只是讓你瞭解，在那個時空環境，你若有任何的組織，當你還沒有組織完成的時候，人早就被抓了，而且，涉及到有組織、計畫的時候，我們會涉及到一些信任問題，例如，若情治單位，找上門來，這種事情發生了，究竟是誰出賣的呢？然後在那種時間點，有很大的困難，你可以想像，能夠把一堆人叫來，說我們要直接找蔣經國抗議，或跟他們說，我們要去總統府示威，你還沒叫的時候……，那時候沒有twitter、facebook、skype，那時候唯一比較先進一點的， 是呼叫器而已，BBcall你還要跑到廣場外面，去找公共電話回電，整個廣場內，哪有公共電話？當年有些反對運動人士，他們的電話，在當時可能難逃監聽命運。
因此很多事情，必須在那一剎那做判斷，當時我們想，我們走出去示威的話，我沒有固定組織，最嚴重後果，就是我當場被抓，我們就以這樣的設定，好，我們準備去挑戰博愛特區吧。話說回來，雖然我們沒有固定組織，但我有的是人脈，所謂的人脈，就是我已經全島巡迴走過一趟了，很多來參與這些活動的人，大家都熟識了，而熟識之後的最大好處，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明講，我們是非暴力的，然後有一些「衝組」，我們街頭運動所講的術語，就是那些警察陣仗當前，可能無法堅守非暴力精神的支持者，他們可能辱罵警察，或者很可能用石頭、棍棒相向。
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設定，我們就是非暴力，而且我們努力去維持，這是完全的非暴力，縱使遇到任何的情況，我們立即接受逮捕，不做任何的反抗。因為民進黨是1986年9月28日成立，民進黨成立的時候，各地都有服務處，而服務處會有一些黨工，有時候遇到街頭運動，他們會當糾察人員，因此，我們就擁有現成的糾察黨工，來協助維持現場秩序。
所以我回憶起那段過程，我雖然是沒有這、沒有那，……，可是我還是擁有一些，擁有的是什麼呢？我有的是人脈，我有的是，有人暗中跟我討論，有的是，現成的一些黨工人脈，他們來協助我做現場的秩序。回想過去那一段，我自己也承認，當若對方突然挑釁的時候，臨時街頭聚集的群眾，將難以維持一貫的非暴力立場，這個是事實，但是，另外一個事實是，警察他們也不敢主動挑釁。
張以忠：警察也怕一發不可收拾的暴力衝突嗎？
江蓋世：對，警察不敢做挑釁，我下面有一段文字，那這段文字可能你看了對你的研究幫助比較大。那個是我們準備到士林官邸的時候，就是1987年6月11日。
「我們已經走了一個多鐘頭，而且沿途唱歌呼口號不斷，但我們並不感到疲倦，許多新聞媒體的記者，一路跟著我們的隊伍。晚上七點零八分，天色已暗，我們遊行隊伍，走到了民權東路距離新生北路約
五十公尺 的地方，我往前一看，前面有一撮的人，站在前面，我心頭一愣，『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』，等我們往前接近，原來，是當時的中山分局長蔣延遠，他只帶著一名警官，站在那裡，要來跟我們協商，而他旁邊則擠著一群記者。
我從來沒見過蔣延遠，只是從報章上得知，他是一位鐵面無私，自律甚嚴的警官，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到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
，他擔任號稱『天下第一分局』的中山分局分局長，而後，曾任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、警政署督察室主任，一九九六年因為電玩天王周人蔘案件，台北市許多高階警官紛紛涉案，而不得不隨同警政署長顏世錫引咎辭職，提前下台。」
因為我前面講到，那時候我們手中所擁有的只是一張海報，就是在6月10日，可是第二天的時候，6月11日，我們要去士林官邸，那時候我們手中不是只有一張海報，因為我們6月10日已經走出去了，第二天大家都知道，我們可能還要走出去，所以很多人就暗潮洶湧的擠了過來，有的人開始主動製作海報，有的人去調兵遣將，拿麥克風、音響，很多很多自動自發而來，那這樣的一支隊伍，事實上，以現在的觀點，那是雜牌軍，但是以當時的觀點，誰會在白色恐怖時期，跟著你走到士林官邸，而且面臨可能遭到逮捕的命運呢？這就是說，有不同的時空背景。
1975年，有一位前輩叫白雅燦，他在當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中，宣佈參選，並印製傳單於西門町發放，向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，提出各種質疑，尤其是他「要求蔣經國公開私人財產」，結果，他被捕下獄，被判處無期徒刑，關在綠島監獄。依現在很多年輕人的觀點，可能會說，瘋子，怎麼那麼笨，可是就是這些前輩做了那些動作，一直不斷的挑戰，有一大堆的前輩，都在綠島裡面待過，或是新店的軍法處待過，才有後面我們這一代的安全。
我們回過來，我給你這段，會讓你瞭解到，我們這群人並不是很厲害，而是我們所面對的對象，他們也在成長。我們帶領著群眾白天走到晚上，七點多時走到民權東路，前面站著一個中山分局的蔣延遠分局長，然後我也說明了，我不認識蔣延遠，我那時候也不瞭解這個人，我只是從報紙上知道，他是一個非常正直的警官。我為什麼會在這部分特別提到這一段呢？
這位正直的警官在處理這場，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，帶領上千的示威群眾，直接走向士林官邸，這樣的上千群眾，會比一場一萬人演唱會的群眾來得更可貴，因為這群人往前挺進，可能面臨被抓被關的命運，而且挑戰的不是某某縣長、立法委員，是挑戰台灣戒嚴時期的統治者蔣經國，依那時的法律，國家大政，是他說了才算數。我們看蔣延遠當時怎麼處理呢？
他處理的方式，我後面就用這一段。
「當時的蔣延遠，他並沒有帶一票的霹靂警察，也不躲在鎮暴警察的後面，反而帶著一名警官，主動的走到群眾場合裡面，要來跟我們協商，他這種突破傳統的作風，讓我感到他的善意，因此，與他一接近，我立即要求我們的隊伍，全部當街靜坐下來，不要有任何的騷動。於是，我們兩個，就在二、三十名的記者包圍之下，強烈的鎂光燈閃個不停，開始進行對話。
當時，我只記得他非常彬彬有禮，我也一再強調，非暴力是我的最高原則，我們寧願接受逮捕，也不做任何抵抗。一位自立晚報的記者，帶著一台錄音機，蹲在我們身旁，將蔣延遠與我的談判，做了全程的錄音，因此，我跟蔣延遠之間，短短的三分鐘的對話，他寫下這樣詳細的報導，下面這個報導，刊載於
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的自立晚報，我把它全文刊出，好讓讀者，更能體會當時雙方談判的過程：」
就是這段，我們非暴力，蔣延遠他是更非暴力，他所展開的就是，我們在那邊是群眾，那這個群眾的組織不堅強，是有一些人脈聚集在一起，但不是一個堅強的組織，這個群眾，也沒有強而有力的指揮系統，群眾他們也不一定會聽你的指揮，所以，蔣延遠他要對付這些群眾很簡單，他只要故意找人亂一亂，像美麗島事件，演一演暴力事件，就把這些人抓起來了，他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，他可以把我們走在前面帶頭的人，都抓了起來，依照當時優越的警力，蔣延遠大可以這麼做，可是，他只帶一個警官，他不但帶了一個警官，而且走到我面前的時候，他席地坐了下來，你很難想像，一個代表蔣家政權的警察分局長，面臨挑戰蔣家群眾的這個警官，居然是席地坐在我們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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