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01 江蓋世著---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1-1 懵懂的台大學生

 T10101＜萌芽＞_彩墨宣紙_江蓋世(2013)

第一章　萌芽

1-1   懵懂的台大學生

一九七六年，我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政治系。台大，是多少年輕學子所嚮往的明星學校，從懵懵懂懂的建中少年，走進台大的椰林大道，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個重大轉捩點。

曾記得聯考之前，在公館附近搭乘公車的時候，看到三三兩兩的台大大哥哥大姊姊，身上穿著卡其校服，胸前繡著「國立台灣大學」六個字，心中好生羨慕，暗想：「將來我一定要進去！」

這個夢想，果然實現了。建中畢業，我考上台大政治系的國際關係組，也就是一般通稱的外交系。那時，我心中好樂，有一天，我將要成為外交官。可是，我去打工的時候，出了個糗。

000.1 江蓋世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目次列表

 江蓋世台灣路封面

江蓋世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目次列表

000 江蓋世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序

 1987年6月12日，江蓋世身著「甘地精神」綠背心，靜坐於立法院鎮暴警察前_邱萬興攝影

台大學生時代，我就很想寫一本書。

那時的夢想，總有一天，我要把我看到的，我聽到的，我做過的，我走過的，那一串串心路歷程忠實的寫下來。

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，寫了一本偉大的小說《約翰克利斯朵夫》，他在前言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：

「人類的歷史，很有耐心的，等待被壓迫者，得到最後的勝利。」

(14)核心價值 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  2008年12月7日 野草莓學運，為人權出殯，實踐非暴力抗爭。邱萬興攝影。

(14)核心價值

二次大戰後，若你到了民主尚未健全、國內衝突不斷的國家，如北非、中非、南非、中美、中南美等開發中國家，你跟人家提倡非暴力抗爭，有人可能會跟你笑笑的說，你手頭的武力有多少？手中有槍桿子，才會有公平正義！半個世紀後，若你到了國內衝突不斷的國家，如俄羅斯聯邦下轄的車臣共和國，你跟人家提倡非暴力抗爭，他們也許會先沈痛訴說，我們車臣人遭到俄國的壓迫，我們希望，就像鄰近的亞美尼亞或喬治亞一樣享有獨立國家的地位。可是， 1994 年與 1999 年，兩次車臣戰爭，造成成千上萬車臣人民，家破人亡，流離失所！

車臣這個國家，境內經過的石油管線太重要了，具有高度的戰略地位，你們想搞獨立，俄國人怎會輕易讓它獨立？為了壓制車臣獨立運動，車臣的下場，就變成只要你輕舉妄動，俄國人就坦克車開進來，雙方交戰，實力懸殊，導致很多車臣婦女的丈夫或兒子，戰死沙場，或無故失蹤。有些受難者家屬，就設法搜集並紀錄數統治者的恐怖罪行，還將資料偷渡出境，向國際人權法庭控訴。但是，有些車臣戰爭的陣亡者遺孀，後來成為令人膽寒的「黑寡婦」，他們身綁炸彈，潛入俄國首都莫斯科，進行自殺式炸彈攻擊行動，她們進去歌劇院，嘣！或到了公眾場合，嘣！殺死了很多人，罹難者皆是無辜的一般人民，但是，在那些黑寡婦的心中，你們俄國人來到我的故鄉，把我的丈夫、把我的兒子、把我的公公通通殺死，難道他們不是更無辜？

因此，那種環境下，你要向他們說明非暴力抗爭的策略，還是需要一番的努力。若是車臣有些親俄人士，希望車臣人放下武器，有話好好的跟俄國老大哥談談，搞不好就會被車臣內部不同陣營的人，派人將其炸死。換句話說，在法治未健全、暴力橫行的時空環境，若有人在車臣宣揚非暴力抗爭，他可能遭受誤解，被認為是太軟弱了，而遭車臣自己人批判，因為，你講什麼非暴力抗爭，會影響到我們車臣獨立運動的戰鬥意志。

張以忠：策略不同，對於抗爭的想像不一樣。

江蓋世：是的，非暴力的原則不變，但在不同的時空環境，應該選擇不同的抗爭策略。帝俄沙皇時代，托爾斯泰反對國家暴力，甘地將其發揚光大，成為他在南非領導印度人民，反抗白人政府的武器，而後返回印度，運用非暴力抗爭，推展印度獨立運動。甘地曾經說過，面對暴政，如果人民只有「懦弱」與「暴力」兩個選擇項，他寧願選擇暴力！什麼，甘地要選擇「以暴制暴」？是的，面對暴政，甘地不要人民懦弱的趴在地上，而要人民勇敢的起來抗暴，即使是「以暴制暴」。不過，我們要注意的是，甘地討論這個命題時，他說明除了「懦弱」與「暴力」之外，還特別強調「別無其他選擇時」，他才會選擇暴力。他又接著說明，面對世上任何壓迫者，我們永遠有非暴力抗爭的選項。

非暴力抗爭者，他們積極主動，採取行動，挑戰統治者，目的不在於消滅對方，而是爭取國內廣大第三者支持，或贏得國際輿情的支持。 100 年前，人民沒有刀槍，很難反抗暴君的軍隊， 50 年前，人民手無寸鐵，更難反抗軍事獨裁者的現代化軍事武器。可是，「民心向背」才是最後勝敗的關鍵。網路時代之後，以前人所指的「武器」，如今已有了不同的詮釋。以前，你說你有多少槍砲彈藥，你有多少飛機坦克，你控制了多少報紙電視，你封鎖了多少屠殺人民的消息，你逮捕了多少民主人士......統治者你以為，你可以為所欲為，你可以長期踐踏百姓。但是，現在時代變了，科技進步了，人民知道消息，傳播訊息，集結人馬，號召群眾走上街頭，......等等，當今網路時代的社群網站 Facebook ， Twitter ，或 YouTube 影片分享，已成非暴力抗爭者的「武器」，當成千上萬人民群聚廣場，要求統治者下台，而統治者的軍隊，拒絕把槍口朝向人民時，就是統治者下台走路的時刻。

你要去車臣進行非暴力抗爭，反對俄國的鴨霸政策，或你要去敘利亞街頭抗爭，抗議無辜人民慘遭親政府民兵屠殺，或你要去東京舉行遊行示威，要求終結核電，或你要去倫敦進行同志大遊行，爭取同志權利，或你要去台北發動群眾到立法院，抗議政府準備開放美牛進口..... ，非暴力抗爭者，因應不同的時空環境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訴求目標，而採取不同的抗爭策略。策略可以有不同，但是非暴力的原則，維持不變。

而且，非暴力抗爭期間，堅守非暴力的原則，強人下台或政黨輪替後，繼任領導階層，因習於非暴力的政治文化，再加上，廣大的民眾也支持這樣非暴力的改變社會，如此的政治情勢發展，較有利於奠定民主法治的根基。因此，我認為，堅守非暴力的手段，來改變社會，這就是民主時代，非暴力抗爭的核心價值。

（全文結束）

(13) 獨裁到民主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1987年12月25日 推動國會全面改選，群眾非暴力抗爭，火車被迫停駛。

邱萬興攝影。

七、

(13) 獨裁到民主

張以忠：那最後談到，有一種說法認為，非暴力抗爭是以極權或是威權政體為背景及對象，像 Gene Sharp 就有一本書，書名就叫作《從獨裁到民主》，那意思就是說，你用非暴力抗爭的方式去對抗獨裁或威權政體，可以讓這樣的環境過渡到民主的政體，所以，這句話背後有這樣的預設，那 Gene Sharp 也沒有告訴我們，在民主政體之後，非暴力抗爭可以有什麼樣的著力點，也就是說，在民主政體中，非暴力抗爭可能沒有讓它得以發揮的環境，不知道您對這個有什麼樣的看法？

江蓋世： 從獨裁走向民主，非暴力抗爭有它的著力點，那在民主社會裡面，非暴力抗爭，到底有沒有它的著力點呢？我的看法是，當然有其功效，因為非暴力抗爭，是文明社會中，解決衝突或改變現狀的有效手段。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先打個比方說明。台北市某個家庭，有一對傳統的爸爸媽媽，育有一個女兒小華，這對父母禁止小華與男生小明在一起，於是小華就非暴力抗爭，絕食抗議，她媽媽生氣的罵道，「妳不吃飯就不吃飯，我可不理妳！」等到絕食到第三天的時候，只見女兒，身體虛弱，有氣無力，媽媽心疼，只好讓步了，好啦！好啦！不然，妳叫小明到我們家吃飯，讓我瞭解，小明是不是壞小孩呢，好啦，別再絕食了!.....

這是我自己編的故事，可是，這個故事，目的在說明什麼呢？人類的過去社會裡，無時無刻都存在著許多非暴力抗爭者，為了自己的生存空間，土地財產，或思想權利，而反抗壓迫你的人，不論這些壓迫你的人，是國家統治者也好，或是宗教教主也好，或是宗族長者也好，或是威權思想的父母也好，起而反抗，是一種立場，而非暴力抗爭，則是一種為了達到目的，所選擇的一種手段。

妳用絕食、不吃飯，那妳要求的是什麼？妳要求，我要跟小明在一起，可是妳是這對夫妻的女兒，父母很怕妳死，因為怕妳死，所以只好讓步，他們並不是真的喜歡小明，不過，有那麼一天，妳跟小明兩個人結婚了，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，妳的父母早知道如此，當初就不要阻止你們。這種愛情故事情節，也許在台灣的某些角落，不斷發生。孩子運用非暴力抗爭，可能有效，而改變大人的管教方式或衝突很大的意見。

民主社會中，非暴力抗爭，依然有其功效，例如，有些小孩子，有些遭壓榨的工人，有些殘障弱勢團體，有些少數族群，還是存在被人壓迫，或是受到不公平、不合理、不人道的待遇，那這些人要怎麼站起來，為自己發出聲音來呢？此時，非暴力抗爭就是一種較佳的選擇。因此，這種抗爭方式，不一定是獨裁國家，才會發生，民主社會裡面，也經常可以看到。

我印象很深刻是，有一次，我應該是在 1990 年代，我到美國南方一個城市，看到一場美國的非暴力抗爭，他們抗爭是要給癌症病患爭取權益，他們反對美國政府削減醫療資源，詳細內容我忘了，當時我只記得非暴力抗爭那一幕。有一群年輕人，不分男女，他們將自己的身體，一個個用鐵鍊，綁在那個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大門，他們拿著某種有顏色的油料，塗滿全身，全身滑溜溜的，這麼一來，警察要抓他們的時候，警察不但寸步維艱，還沾滿染料，然後警民雙方拉扯，扭成一團，媒體爭相拍攝。

那你說， 1990 年代的美國，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？是民主國家，那麼抗爭者他們爭什麼？他們爭的，不是要什麼政治體制，美國憲法已經存在 200 多年了，他爭的，是某一個有關愛滋症的醫療法案，他們用的那種抗爭，是非常激進的非暴力抗爭，他們公眾場合，抗爭者鐵練互綁，染料塗身，用自己肉體的犧牲，或自己外表形像的犧牲，就是要達到某個目的，而他們的目的，就是希望，媒體來大幅報導，以爭取廣大第三者。

張以忠：就是藉由對自己身體的受苦，或是犧牲的形象，然後表達出他們的權益。

江蓋世：是的。但時，回到剛剛的問題，我同意，的確有不少人認為，如你所提 「在民主政體中，非暴力抗爭並沒有讓它得以發揮的環境」。這是對的，他們甚至認為，整個社會，如我們所生活的台灣，已經高度民主化了，還談什麼非暴力抗爭？非暴力老掉牙了，非暴力過時了。我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。就功效而言，非暴力抗爭，不論獨裁或民主，皆有其發揮的功效。獨裁暴政之下，非暴力抗爭者，為了推翻政權，被殺被關，妻離子散，流放天涯，最後革命成功，其奮鬥經過，成為一篇可歌可泣的抗暴史詩。

民主政體中，因法治健全，非暴力抗爭者，為著社會上不公、不平、不義的事，去街頭示威遊行，或運用其他非暴力方式，如，遊說國會，媒體廣告，網路連署，公民投票.....等，去逼迫政府聽從民意，去改變某項賦稅政策，去取消某項外交政策，他們不一定要採取激烈的肢體抗爭手段，他們也不一定慘遭生命威脅，或鋃鐺入獄，他們還是能迫使執政者改弦更張，或下台走人，或政黨輪替。

民主或獨裁之下，非暴力抗爭，或許抗爭者的犧牲程度不同，抗爭運動所牽扯的社會張力不同，但是，爭取廣大第三者的支持，而改變政治社會的功效一樣。就好像近年來埃及、突尼西亞、敘利亞諸阿拉伯國家，有非暴力抗爭，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日本諸國，也不斷上演非暴力示威遊行。兩者環境雖不同，兩者戲劇張力雖不同，兩邊的非暴力抗爭者，同樣可以發揮改變現狀的功效。尤其是在民主國家，一支成千上萬人分享的 YouTube 影片，或一場成功的示威遊行，可能足以影響大局，因此，民主政體中，非暴力抗爭依然擁有它發揮的空間。

(12)社群網站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20140330太陽花學運，學生高度運用社群網站，組織動員。

邱萬興攝影。

(12)社群網站

那我們當初也是，我們台灣人民愛好和平，如前面所提，也許在老外記者眼裡，台灣人民是很 tame （馴服），或許這是他們的觀察比較結果，但是，有些人卻說，我們台灣人民很 shame （可恥）！例如，我以前常聽到一些基層黨工人員，自怨自嘆，用比較粗俗的話說，「台灣人驚死啦！」、「台灣人無路用啦！」，用這些話來羞辱自己人，那我可完全不贊同！或許，老外他們觀察比較，說我們人民是很馴服，但是這樣的觀察前提，是因為台灣有 228 事件的白色恐怖的陰影存在。我們台灣社會原有的價值，事實上是愛好和平，你看在我台灣的社會裡面，尤其是農業社會裡，互相的照顧，家族與家族之間的那種親情互動等等……，這些好的價值，你要把它結合在運動上變成更好的價值。

我這邊再給你一個補充，我與王康陸合作的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》那本書，是 1991 年出版的，然後我寫的《我走過的台灣路》， 1997 年出書，而全島奔波，推展運動的時候是在 1986 年。我講的就是，從事非暴力運動者，跟後來寫書的人，跟後來學術研究的人，還是要注意到當時的時空環境，我用簡單的比喻，我 1984 年當兵退伍，到黨外雜誌工作，也就是 1980 年代，那時候我們連絡方式是用電話跟信件，而電話是會被竊聽的，等到 1986 年的時候，我走進鄭南榕辦公室，看到他添購了一台傳真機，他特別強調，這機器可以與海外台灣同鄉直接傳送文章，非常方便，然後，鄭南榕那時又給我配一個呼叫器，我很高興，後來我才發現這位前輩把我害死了，因為，他會三更半夜把我叫起來.....。

張以忠：有，你在自傳裡有講到。

江蓋世： 1980 年代，即 30 年前，我們的通訊器材，傳真機和呼叫器已經很先進了，等到 1992 年，就是 20 年前，那時候有早期的行動電話，但是在 10 年內，台灣社會出現了， 2006 年的 Twitter ， 2008 年的 Plurk ，以及 2008 年的中文版的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，……，未來可能還有更先進的聯絡科技工具，研發出來。所以，我們在研究非暴力抗爭的時候，這是我的建議，你可能做這種研究的時候，要分析當時的時空背景，會有助於你的研究，要不然，以現在的觀點來說，很多人常常會以一句話來說，那群人沒有效啦！那也沒什麼啦！坐在那邊也沒做什麼啦！因為他們有不一樣的環境。

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雖然非暴力抗爭者他們手中的聯絡科技工具，提升了，但是反過來，統治者手中的箝制人民的科技，也許更先進。好比說，蘇聯倒台之後，喬治亞的「玫瑰革命」，烏克蘭的「橙色革命」，突尼西亞的「茉莉花革命」，最後演變成 2010 到 2011 年阿拉伯世界，一波波人民反政府的浪潮，統治者壓迫人民的科技，他們有錢就有辦法做到，但是，他們依然不敵人民運用社群網站等工具，號召人民起義，推翻獨裁政權。

美國的歐巴馬總統，競選時擅長運用社群網站，當上總統之後，更深知要執行美國外交政策，境外作戰，培養一支網路大軍，往往更勝飛機大砲。因此國務院就有專人負責，研究如何利用 Twitter 、 Facebook 、 Youtube 等網路工具，推行美國外交政策，確保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國家利益。你會覺得很奇怪， Twitter 怎麼做武器？美國想要拉下北非某些國家政治人， Twitter  就發揮了相當的資傳播功能。也就是， 40 年前、 30 年前，或者是 20 年前，世界各地的非暴力抗爭者，他們所面對的獨裁者，壓迫人民，而今天，世界各地人民，所面對的獨裁者，壓迫人民的本質，依然不變，但是科技進步，朝野雙方各自擁有的科技，也同時進步。你有高科技嚴密控制老百姓，我們也有網路高科技，突破封鎖，分享相片資訊，號召人民，反抗暴政。

那你說，台灣目前有沒有非暴力抗爭發揮的環境？當然有！可是我們詮釋非暴力的內容，或推展非暴力的手段，應有所改進，與過去不同。所以，有些人不能拿過去的抗爭歷史，來數落別人，說你們以前做非暴力運動，就只是靜坐那邊，或者，你們以前推動非暴力，就只是街頭遊行，走來走去，像這樣的批評，以現在來取笑過去，那是不公平的。

(11)甘地精神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19870612江蓋世身穿「甘地精神」綠背心，立法院大門口鎮暴警察前靜坐。

邱萬興攝影。

六、

(11)甘地精神

張以忠：對，是相對而言。那您認為，如果台灣的抗爭相較起來是溫和許多的話，那其實現在台灣，我自己認為，非暴力抗爭在台灣還是有一點陌生，那您認為是這樣嗎？

江蓋世：如果你是問第二個問題，第二小題那邊，如果你不同意……非暴力抗爭在台灣推行困難重重的原因，這個問題我是保留，所謂保留是說，我不認為困難重重，我只認為有困難，但不會永遠「困難重重」。我應該怎麼解釋呢，我想就從我那件「甘地精神綠背心」，來現身說法。我那時候為了要做非暴力抗爭，事實上我先做廣告學研究。我去讀幾本的廣告學專書，我去研究廣告行銷個案，因為我當初設定的目的就是，要廣大的台灣人民知道，我們在做什麼，請他們支持我們，請他們站在我們這邊。

假使一般台灣民眾，根本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，那其他的就不用說了。你所愛的人，不認識你，那你如何叫對方跟你在一起？我們一定要讓社會大眾知道，我們是誰，我們訴求什麼，然後，還要使他們認同我們訴求的目標，不但心裡認同，還要願意站出來，跟我們一起往前走，而並肩同行時，可能蒙受中傷屈辱，或遭到肢體打擊，甚至移送法辦，更甚者，同遭逮捕拘禁，.........這一連串過程，都是很複雜的社會群眾心理學。

我當初有一個困惑，每次黨外人士，那時候是叫黨外人士，報紙記者拍照的時候，如果你穿著西裝，沒有問題，如果你拿什麼標語，他就把你的標語塗掉，我曾經自己拿著海報，刊出來的相片，裡面的標語，竟然遭到塗掉，我就一直想突破這點。後來我靈感一來，如果我身上也寫著字，那麼攝影記者為了照相，一定要照到我的標語，若他仍要把那張相片塗塗抹抹，就會變得很難看，因此，我就在一件綠背心上，寫了「甘地精神」，就好像我們相信耶穌，或是我們相信托爾斯泰等等……，我寫了「甘地精神」。

1986 年 6 月 8 日，我第一次到桃園從事「組黨行軍」，要求解除黨禁，就遇到當地有人派來的流氓，當街將我毆打一頓，把我的「甘地精神」綠背心，整個撕破了，.........。回到台北，我就想，再做一件新的嗎？不要，我就把撕破的綠背心，自己拿針線先補了來，再拿一件白色內衣，剪成一塊長方形，將其縫在綠背心前面，彷彿一個小看板，接著拿出大楷毛筆，以隸書寫了「甘地精神」四個大字，再用紅筆描邊，使白底黑字「甘地精神」突出。

好處是，他把我的海報標題「台灣獨立」擋住，可是他為了要照我，不得不照我胸前的字，這也是得利於當初我研究了廣告學。要說張三這個人是壞人，很容易，因為張三沒有人認識，可是你要說甘地是惡棍，德雷莎是大壞蛋，史達林是人格者，希特勒是聖人，這個卻很難，因為這是我們的成長過程，接收了大量的訊息，而有的既定印象。甘地是好的，既然是好的，你要把他說成是壞的，要付出更大的精力。我們這一群人反對運動者，統治者認定我們是壞人，可是我只要貼上「甘地精神」的話，就可達到兩個好處：

第一，社會大眾一看就知道，我基本的信念是什麼，我已經把信念形諸圖像了；

第二，你要說信仰甘地的人很壞很壞，你要想盡各種的辦法去加以醜化。

當初，我只是一個人，背後也沒有電視報紙，就連當時一向願意報導黨外運動的《民眾日報》， 1986 年時，他們大幅報導「 519 綠色行動」，報社竟然遭到停刊七天的嚴厲處分。一個報社停刊七天，影響所及，光是廣告收益，不知損失了幾千萬，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情啊！

可是「甘地精神」寫在身上綠背心，事後回想，居然有這樣一個好處，即使統治者壟斷的大眾媒體，想要醜化我，說我是「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台獨暴力份子」，他們還得像大眾解釋，為什麼信仰「甘地精神」是暴力份子？然後，我才深刻體會，一個非暴力運動者，如果他懂得行銷這個非暴力概念，而這個概念，跟社會原來的價值符合，那麼就可以突破封鎖，而比較容易尋求廣大第三者的支持。這句話不知道你聽得懂嗎？要跟社會原有的價值符合。

張以忠：就是把這些價值脈絡化，把它轉化成台灣民眾可以理解的方式。

江蓋世：對，因為「甘地」這兩個字是漢字，他是外國人，可是社會大眾愛好和平，大家希望不流血，甘地這個人正符合這個價值，所以我們這個運動和這個「愛好和平」的價值，合在一起的時候，導致他們要抹黑我，或是醜化我們這群手無寸鐵，和平靜坐的人，變得很難。不過，當我們跳到桌上踢翻文件，然後把水潑到別人身上……，他們很容易順勢說你是暴力份子……，就像你前面的問題問我，「你不怕國民黨抹黑嗎？」我並不怕他們抹黑，我只是怕他們抹黑了之後，我沒有辦法把我的主張，很清楚的宣揚出去，我只怕主張講不清楚，而無法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。非暴力概念行銷化，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當我告訴鄉下的歐里桑，我們用非暴力，他會說你在「講啥米」？那如果我們說，我們用「甘地精神」，喔，甘地我「知影啦」，我們要借助他們已知的概念。

所以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金恩博士，他為什麼一定要把白人，拉進來參與黑人民權運動？這是他非常重要的運動戰略思維。美國的白人世界，事實上是一個基督教大家庭，廣大的基督教社會裡面，宣揚福音中，有一個重要的精神價值，如「愛人如己」、「愛你的鄰人」，所以你要用他們既有的價值。你們不是說要「愛人如己」嗎？耶穌不是說要「愛你的敵人」嗎？今天我只不過是皮膚黑色，你們就把我當作次等公民，你們就叫我到另外一個廁所去上廁所，你們就叫我到另外一家餐廳去吃飯，為什麼呢？所以金恩是用同樣的精神價值，你們基督教內含的精神價值，拿「愛人如己」跟你們爭辯，白人是人，我們黑人也是人，我們不是禽獸，金恩希望白人支持者，跟他們黑人走在一起。

(10) 爭取廣大第三者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2009.11.8 人民作主運動，千里苦行，爭取台灣社會廣大的第三者支持。

邱萬興攝影。

(10) 爭取廣大第三者

張以忠： 1990 年寫完之後，被抓，然後才出版？

江蓋世：事實上， 1991 年被抓之後才出版。那時候，我們事先知道挑戰惡法，終會被抓，我們就急著要印，剛好，我的好友邱萬興，他有一間工作室，他義無反顧，幫我們編輯設計，他的好友，在做印刷的，我就拜託邱萬興，我們一旦被捕，無論如何，請他出書照舊執行。結果，我們先後被抓了之後，當時台灣社會氣氛，一片肅殺，邱萬興道義相挺，就按照原定計畫，為兩個「叛亂嫌犯」的著作出書。

說來也是歷史的巧合，這本書的兩位作者，一個是我，一個是王康陸，我們一前一後，差了兩天，先後入獄，但友人協助之下，計畫不變，人被抓，書照出，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理論與實踐》出版日期，就是 1991 年的 10 月 20 日。我們是用募款給邱萬興，我記得，我那時候跟邱萬興拜託，出書之後，麻煩你去全島發書，因為我們沒有錢，我們希望書賣了之後，再去印更多的書，不過你想一想，風聲鶴唳，戎馬倉皇，書發出去之後大部分，都散到各地，很難回收，但是那沒關係，反正書是給人看的，至少，我們在台灣出了非暴力這樣一本書，而且這兩個作者，也都被抓了，所以王康陸事後曾說，「我們是求仁而得仁」。

其實，這裡要跟你坦白講，我當年在從事全島非暴力運動時，根本對這些理論，所知有限，並沒有很深入的了解，等到我跟王康陸合作，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，完成了這本書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有這樣的理論淵源與各種策略分析架構……。今天我們聊此事，時間一晃又過了 20 年，也就是現在我們兩人在討論的時候，這本書是舊了，很多引用的資料，已經相當老舊了，可是書中的基本的精神，如同「不要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」， 2000 多年前的聖經上的訓示，精神還是一樣存在的。

針對精神本身而言，台灣人民用非暴力抗爭，來改變台灣社會的不公不平不義，這個基本原則是不變的。所以我承認，當初我自己，還有一些從事非暴力抗爭的運動人士，或許並未深入曉得那些複雜的理論，只知道一些粗淺原則，我們就去做了，做了之後，只能事後解釋，那時候是這樣、那時候是那樣……。

張以忠：所以非暴力抗爭出書之後，您對 80 年代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？

江蓋世：對，譬如說，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，北愛爾蘭共和軍有一位領導者鮑比桑德斯（ Bob Sands ），他大概是世界絕食冠軍，他人在英國監獄，絕食了 66 天之後而辭世，走了的時候，他的身份是獄中當選的英國國會議員。他要求享有政治犯的待遇，那時候的柴契爾夫人政府，根本不予理會，你是暴力犯，不是政治犯，桑德斯強調，我是政治犯，妳不承認我是政治犯，我就絕食抗議到死，然後，他以過人的意志力，幾乎超越了人類體能的極限，絕食 66 天後，他終於走了。他的同志進行接力，第二個人，絕食了 55 天而死在獄中，接著，第三個接棒，又開始絕食，他們接力絕食，一個個犧牲，最後愛爾蘭共和軍的領導階層下達命令，「停止絕食！」，他們喊停，因你們這樣下去，根本沒有辦法用絕食來軟化柴契爾夫人的，你們沒有辦法，用絕食來改變英國政府的強硬立場。但是，後繼者不為所動，第五個，第六個，依然一個個接力絕食致死，直到第十個絕食者死亡後，天主教會與絕食者家屬，雙管齊下的壓力，才迫使這項壯烈犧牲的絕食行動，劃下句點。

這時候，我為什麼要來講桑德斯他們的故事呢？因為非暴力抗爭，它的原則不變，但是它行使的方法、訴求的對象，還是要值得研究。桑德斯那時候最大的缺點是，他要求柴契爾夫人，妳給我政治犯的待遇，可是我開宗明義講的，非暴力抗爭是挑戰不義，爭取廣大的第三者。今天你要反抗一個人，或是反抗一個政權，你不能說，你要答應我的要求，否則，我要絕食到死，像柴契爾夫人那種人就會說，你要死，那是你的選擇，我再怎麼的，我都無法答應！

事實上，絕食的目的不在於感動獨裁者，也不在於感動威權統治者，絕食的目的，是要去感動支持你的人，去爭取廣大的第三者，如此你才能改變整個局勢。如果說整個英國人民、愛爾蘭人民，以及北愛爾蘭人，大家都受到桑德斯的感動，於是有百萬人站出來，那百萬人站出來相挺的話，動輒得咎，如果警方暴力鎮壓過度，而導致整個社會動盪，柴契爾可能就會思考如何讓步了，可是桑德斯是要求柴契爾夫人，給予政治犯的待遇，柴契爾夫人當然就是不理你。

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講這個故事，我們當初做非暴力抗爭時，有的人做得很成功，有的人做得很失敗，那並不是他們不努力，或是他們在那個時空背景，學習不夠，不是，而是這是一種很複雜社會力的角力關係，支點在哪裡，會隨某事件的移動，而改變情勢，因此，你首先設立的目標，一定要很清楚，一旦我設定了目標，我清楚指出要求什麼，可是，我要求的對象，是要求第三者來支持我，而不是要求統治者同情我，那是行不通的。

舉例來說，我要求「台灣要更好」，那是太抽象了，我要求政府要制定某個法律，這就好一點，我要求政府要制定一個消除族群歧視的法律，這很好！可是，站在我們這邊的群眾，只有河洛人來，不行，我希望客家、原住民、外省等各個族群都走在一起，這樣才能增加整個社會的支持能量。說是會說，但是，我過去投身反對運動時，我們可沒想到那麼多，我們只是邊走邊修，而後， 1990 年，我自己沉潛一陣子，出國專研非暴力，就知道國外有什麼成功經驗，可以作為借鏡。

1991 年，我返台後，又再度入獄， 1992 年 5 月，刑法 100 條修正，我與其他台獨政治犯，無罪開釋。牢裡進，牢裡出，讓我有了新的感受，可是，總括來講，我們出來的時候，那時候報紙的大標題是「非暴力台獨無罪」，也就是從 1986 年開始街頭抗爭，我與許多台灣反對運動人士，要求解除戒嚴，要求台獨思想自由，要求台獨結社自由，一直到 1992 年，非暴力抗爭歲月，整整走了 7 年多，才得到這個成果，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，事實上是許許多多的人犧牲奉獻而來。

整個過程中，我們沒有上山打游擊，我們沒有買刀買槍買手榴彈，我們也沒有訴諸暴力，暗殺統治集團的官員。我說這一大堆，就是要說明，許多台灣非暴力運動者，長期的抗爭過程中，他們堅守的非暴力理念，雖是路途漫漫長夜，最後終能成功。

張以忠：那第二題其實前面您已經有稍微提到了，就是台灣跟歐美其它國家的抗爭比較起來，您也覺得台灣其實感覺比較溫和，歐美國家、或是國外，它們都會有一些暴力組織等等之類……，所以基本上您也是認同這樣的說法吧？

江蓋世：這都是相較的結果。

(9) 出國研究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1990年江蓋世印度之旅，蒐集甘地非暴力資料，圖為著名雕像，甘地領導人民反抗英國統治的「食鹽長征」，江蓋世於雕像前留影。

(9) 出國研究

今日檢討，平面大幅報導「士林官邸」那場示威，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。對國民黨而言，好處就是，他們用這樣來證明蔣經國是真的，你看「我也是台灣人」，這群人膽敢聚眾行進向我示威，我沒有對他們怎麼樣啊。對反對人士而言，好處就是，讓台灣人民得知，原來現在的統治者蔣經國，是可以公開挑戰的，挑戰者的下場，是不一定會被抓的。所以，非暴力抗爭最大的價值在於，不是嘴巴非暴力，而是能爭取廣大的第三者，因為你這樣做，他會覺得很安心，很安心他就進來，縱使他會跟著你受害，或跟著你受難，或跟著你受到打擊，因為他認為站到你這邊的話，他理性思考裡面，認為這是好的價值。

可是暴力就不一樣了，一旦我加入一個暗殺集團，只要有人出賣，我可能就被抓了，再來，要是我加入一個暗殺集團，我要殺的，不是殺某一個部長，我是要殺某個部長的太太、孩子，可是他們沒有做什麼壞事啊，他們沒有啊！對象是這個部長啊！或是某某軍事指揮官啊！，我要暗殺，因此加入這種暴力集團，秘密行動的考量會更大，那是一般人沒有辦法加入，而且加入還會隨時面臨出賣，或是成員間的互不信任，但是，非暴力最大的好處，它卻是公開的。我記得甘地從事食鹽長征的時候，他要求追隨他的人，要把自己的名字通通公布，一旦我選擇公開，我就心無所懼，勇敢向前。

張以忠：那我進入到第三部分，剛剛您在前面有提到，您在1990年的時候有到英國、印度，還有馬丁‧路德‧金恩研究所，去研究非暴力，那我想請問一下，當時候會想去那邊進一步的研讀，是基於什麼樣的考量？那您在這趟研究之旅回來之後，是否讓您對非暴力抗爭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？

江蓋世：最主要的考量是，我們的運動還是面臨瓶頸，瓶頸在哪裡呢？我們非暴力，統治集團也開始學習非暴力，他就對你不理不睬，譬如我們提出要求，我要省長民選，或是我要言論自由，他就是不管你，你去亂就去亂，我就是惡法亦法，不修就是不修，你又能怎樣？……，當時，我就覺得，我還需要再進修，因為我那幾年期間，我除了反對運動的朋友，我原有私人朋友或同學，幾乎被迫要中斷來往，因為我在社會上，變成是一個壞的價值的人，雖然我是用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從事運動，可是我坐過牢，而我追求的是台灣獨立的思想自由，台灣獨立的價值，戒嚴時代，「台灣獨立」就等於叛亂，「台獨人士」就遭污名為暴力份子，當時我想要去突破這個瓶頸，很難。

因此， 1990年，我去英國做研究，選擇英國，是因為英國有大量甘地的資料，英國對付甘地，但是英國對甘地的研究卻很多。我後來又轉到印度，去蒐集更多甘地的資料，然後，再轉到美國亞特蘭大的「金恩中心」（The King Center）。我蒐集了這些研究資料，當時著眼點，是因為有關非暴力的專門書籍，台灣還很少，大家只知道非暴力是好的，但是，市面上缺乏一本比較淺顯的書，具有比較好的理論基礎的書，而又淺顯得一般人都能看得懂。

剛好，有一位台獨運動的前輩，他叫王康陸，他是台獨聯盟的秘書長，他本身是讀中興大學園藝系，赴美留學，取得堪薩斯州立大學植物生理博士，但後來投身台獨運動，長期擔任獨盟秘書長，協助張燦鍙。王康陸把美國哈佛大學吉恩夏普博士（Dr. Gene Sharp）厚厚的三冊英文書，其中有關非暴力的各種類型，他不斷的用中文介紹寫出來，然後發表在美國發行的「台灣公論報」。我則把在英國、印度、美國所蒐集的非暴力理論方面的資料，也整理出來。有一天，他跟我聯絡，他說既然我們分頭撰寫非暴力的文章，這樣子好了，乾脆我們兩個人一起合作出版一本非暴力的書，讓台灣人民，要從事抗爭運動的人，有一個比較淺顯易懂的書，可供參考，於是我們就開始合作。

當時我們還共同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去推動「台獨聯盟」的「遷盟回台」計畫，就是要把國民黨政權眼中的叛亂組織「台獨聯盟」，公開遷回台灣，落地生根。國民黨那時候情況是，法律上是守株待兔，但你要講台獨、你要在街頭喊台獨，他不管你，可是你要建立一個台獨的組織，他是一定要抓你。像張燦鍙、王康陸，還有很多很多的台獨前輩，就因他們參加台獨組織，觸犯了他們最高的禁忌，被列入黑名單，而不能夠回來台灣！我們就說，台灣本來就是我們的家，我在這個家，我要說台灣獨立這個事情，居然還給外來政權命令「不可以！」，所以我們要突破，那挑戰的話，觸犯懲治叛亂條例，就是判無期徒刑，早期就是拉出去槍斃了。

「台獨聯盟」成員決定要挑戰，我是在台灣做，王康陸是在美國做，我們設定在1991年的10月20日，於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海霸王餐廳，舉行「盟員現身大會」。所謂「現身」就是，我們這些人回來了，公開現身，挑戰惡法，準備要讓你抓。我是人在台灣，籌劃這個現身大會的總幹事，王康陸人在美國，準備闖關返台就補的「台獨聯盟」秘書長。可是，我就在10月20日現身大會兩天前，也就是10月18那一天，我就被抓了，現身大會的副總幹事鄒武鑑，也同一天遭到逮捕，我們是在台灣做的一批人，而自美國闖關返台的王康陸，是10月20日如期公開現身，才現場被抓。一方面，我與王康陸兩人，人分美台兩地，與許多台獨運動人士，努力推動「遷盟回台」計畫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合作撰寫的《展現民力---非暴力理論與實踐》這本書，同時在趕工出版。

(8) 心中信念--＜非暴力思想的台灣實踐---張以忠訪談江蓋世＞

19870611 江蓋世等人率領群眾，進軍士林官邸，白天走到黑夜，拜訪蔣經國，要求台獨思想自由，遊行隊伍前進士林受阻，鎮暴警察團團圍住，江蓋世靜坐宣傳車上。邱萬興攝影。

(8) 心中信念

江蓋世：是的，暴力統治者，沒有正當性。搞不好為了這個事件，蔣經國說要給台灣的民主化，通通會為了一場暴力事件，而整個破功了。所以他們會以更細緻的方式，你如果要非暴力，那我也跟你非暴力，而這就是非暴力運動厲害的所在，當我整個策略，是要求我們成員積極的非暴力，對方也會被迫用非暴力來對待你。事實上，冷戰期間，美蘇雙方對壘，也是一樣，我不發射飛彈，你也不發射，你向我丟了一顆核彈，我保證還你一顆核彈，但是，雙方核彈互丟，就是雙方保證毀滅，因此，我們就講好，雙方都不要丟，那不要丟，最好就是我們坐下來談判吧。

張以忠：所以您那時候，認知到整個大背景是蔣經國說我是台灣人，在那樣的環境、在那樣的脈絡下，所以您也比較知道，即使你衝進博愛特區，然後甚至要闖士林官邸，那您也大概覺得，他也不敢拿你怎樣，對不對？

江蓋世：坦白講，我不曉得，我不曉得我的命運會怎樣，我現在跟你講的都是事後的看法。

張以忠：那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您當時候要衝進博愛特區跟士林官邸，那些當時候算是國民黨的禁區，那可能比一般的靜坐或是演講更容易爆發肢體衝突，那您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採取這一步？為什麼不用靜坐的方式，或是比較軟性、柔性的姿態就可以？

江蓋世：事實上在  1986  年的  6  月之前，我已經在台灣開始靜坐了，也就是鄭南榕在  1986  年的  519   之前，我就開始下南部，然後一路在台灣島不斷的巡迴、靜坐，一直靜坐，然後不斷地跟地方人士接觸，然後四處宣揚什麼叫非暴力。非暴力抗爭者，他要忍受長期的孤獨、孤寂、不諒解，或是沒有掌聲的那種日子，等到累積到相當的群眾之後，你才能夠把群眾帶出去，但是我現在只能說，我當時無法預知，有那樣的蔣延遠，我也無法事先得知，蔣經國最後決定處理我們的方式。我們這兩場示威抗議，完全挑戰衝著他這個統治者而來。有人去挑戰其他的政策議題，很可能就被抓，可是，這兩場完全是衝著蔣經國而進行非暴力抗爭時，警方卻沒有下達命令，將我們逮捕。

這邊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比較有趣的插話，有關呂秀蓮前副總統的故事。早期她出獄的時候，她還沒有當官，也沒有做立法委員，有一次，她去美國台灣社團演講，她說台灣有一個名叫江蓋世的年輕人，他去挑戰蔣經國，結果蔣經國不敢抓他，因為他的名字，英文唸起來像是「Chiang Kai-shek」，台下觀眾聽了，哄堂大笑。其實，我後來回想起來，我們這群年輕人並不厲害，沒有，我們那時候不厲害，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資源，而且，我們街頭抗爭，明天會不會被抓，也不曉得，我們這群人中間，有些人是從鄭南榕雜誌社那邊來的，而鄭南榕當初推動  519  綠色行動，他已經被抓被關，而後又出來，所以我們不知道明天會遭遇什麼事情，只管一直向前走。

這就是說，做一個非暴力挑戰者，他心中的信念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我們相信，台灣人有言論思想的自由，這個是對的，我們信念是，非暴力走到最後，我們一定會贏。這樣的信念，坦白講，沒有辦法用科學量化來分析，只能事後，我經過20年以後，才跟你分享。當時，蔣延遠打破傳統，他按兵不動，卻只帶一個人，主動走到抗爭群眾當中。如果他讓我們這群台灣人，付出流血的代價，那往後政治發展，可能會受到影響。我們是  6  月  10  日、  11  日兩天，直接挑戰蔣經國的威權統治，要求台獨言論自由。蔣經國則在  1987  年的  7  月  15  日，宣布台灣解嚴。

我與當時重從事反對運動的友人，在  1987  年  6  月時，事先無法預知，蔣經國將要在當年  7  月解除戒嚴。我們只知道，非暴力的力量，是在於它是積極主動，公開挑戰不義的時候，讓參與的人有信心，我們相信這樣子是對的，當你認為你這樣子是對的，而勇往向前時候，也許會帶來的禍害、打擊，或者是判刑入獄等等……，對我們這群年輕人來說，他們就不會那麼在意了。歷史常常是年輕人創造的！如果說，一個非暴力抗爭者，他在抗爭的過程，他每天胸前掛著一個算盤，我這一步出去將如何，那就不用玩了。

張以忠：所以那時候想要闖博愛特區那些臨時性的舉動，那時候反國安法，幾次比較靜態的遊行，可能沒辦法造成國民黨的壓力，所以你就臨時決定，先不要考慮那麼多，先帶領群眾去碰那些禁區再說，給他們一些壓力，對不對？

江蓋世：因為我們給的壓力，是要直接打到最高統治者。我記得，過去媒體對我們的報導，都說我們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士，一小撮暴力份子等等……，那當我們去挑戰士林官邸的時候，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，當時的《中國時報》，我是指那時候余紀忠掌管下的《中國時報》，不是現在的旺旺集團的《中國時報》，它是用二版整版的版面，大幅報導我們群眾遊行向「士林官邸」。過去媒體壟斷期間，他們是極力封鎖或扭曲反對運動的示威真實狀況。但是，那次寫我們  6月  11  日，如何去挑戰蔣經國，而且把整個遊行的路線與過程，通通寫了下來。那樣的報導手法，在當時屬於非常罕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