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0610江蓋世、蔡文旭、陳明秋等人率眾由立法院走到總統府博愛特區，創下台灣戒嚴時期，示威民眾直接走進博愛特區遊行的先例。邱萬興攝影。
(5) 一張海報
張以忠：可能也跟您當時候，並非握有一些資源有關嗎？因此很難像當時黨外公職明星那樣號召一大群人？
江蓋世：那應該是不一樣的事情，那時候的選舉，當然可以累積很多的資源，可是你在那個時代，當我們嘴巴講台獨是叛亂犯的時候，你想你可以累積多少群眾？而我們那群人，我們所講的是「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後來是「台灣獨立」運動。我剛開始走，往前推估是從1986年，全島推動519綠色行動，一直走到1992年，直到我第二度被抓，刑法100條修正了，然後我們無罪出獄，1986年到1992年，整整走了7年，事實上不是很晚，已經走了很快，整整7年，台灣的法律最後才確立台獨無罪。
我那時候很記得很清楚，報紙上寫了很大的字叫「非暴力台獨無罪」。然後，你為了要證明說，台獨是一個政治主張，任何住在台灣的人民有權這樣講，付出了7年，然後有多少人被抓，多少人妻離子散，有多少人在牢裡面，這樣付出代價的結果，就是爭得非暴力什麼的主張無罪。
非暴力本身沒有什麼，可是非暴力後面要求的訴求是無罪的。這跟我想要去聽Lady gaga的演唱會，我要參加劉德華的演唱會，群眾當然很多啊，國民黨那時候在辦很多救國團的活動，也很多人啊，可是這兩者，一個是在那邊，可能你有得到娛樂的好處，可是在這邊，你卻要付出代價，你會被社會孤立，你會被媽媽罵，你會被爸爸罵，會說你為什麼不讀書？你會被當成瘋子，你會認為別人都在美國讀博士，你為什麼還在街頭流浪，執迷不悟，拼命跟他們拼。
張以忠：會有很多壓力。
江蓋世：對，不過，一旦你設定了目標，這些都不是壓力。像我比較喜歡講的例子是，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淵源是托爾斯泰，他從聖經裡面的話，「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」，所以他反對暴力，他也影響到甘地。托爾斯泰那個時候是沙皇掌權，沙皇有一大堆的貴族，有一大堆的軍人，有很多高官顯爵，在朝時，不可一世，但是百年之後，我們再看看那些人，很多人根本就不存在了，你看托爾斯泰的思想，托爾斯泰的書，還不斷影響世界各地的人。
最近我跟我太太在研究高俊明牧師，那高俊明回憶當年，日治時代的時候，他從台灣到日本去讀書，他大量的看托爾斯泰的東西，而且他效法托爾斯泰的精神，整個生活、禁慾、不殺生、反暴力，你想想看，一個俄國人托爾斯泰，他的書透過日文的翻譯，然後進入一個台灣的小孩眼中，然後這個台灣小孩的眼中，他也鍛鍊這樣的思想，到後來他發展成一套他的政治思想，所以，當國民黨當局要抓施明德，高俊明偏偏參與藏匿工作。他以一個神職人員立場，說這是我的責任，沒有神的僕人，會把走投無路的人交出去給你。
你用現在的觀點，也許是網路時代的觀點，你說托爾斯泰的群眾多呢？還是當初沙皇、將軍、貴族的群眾多呢？那些人恐怕早就不知在哪裡了，可是托爾斯泰的書，還是一直在流傳。所以群眾的多寡，並不是以當下的數目來計算，而是以它的累積以及它留存的時間來驗證。
張以忠：所以當時您沒有考慮要帶領比較龐大的群眾，而是單純想說，先用靜坐這樣比較簡單的方式，可以把這樣的精神趕快宣傳出去？
江蓋世：因為這牽涉到第二項的第二小題跟第三小題。
張以忠：那我就一起問好了。這個問題接續到，1987年，您參加反國安法的一系列示威抗爭中，那在第二天的時候，您在正式活動結束的時候，您覺得活動不能夠就這樣沒了，所以您就臨時起意帶領群眾試圖闖博愛特區，您在書中有說，因為這是臨時的，所以是比較沒有組織、沒有計畫的一個決定，那您在那個過程當中，很害怕這樣子的群眾，因為沒有經過非暴力的訓練，所以可能會經不起挑釁而展開暴力反擊，之後，第二天，應該說第三天，您也試圖帶著群眾闖士林官邸，那同樣也面臨到這樣的問題，非暴力與群眾，當你帶領一大群群眾，就會產生一種張力，您當時候的設想是什麼？
江蓋世：我弄一段文字貼過去給你。
「一九八七年代的總統府前廣場的博愛特區，是統治當局的權威象徵，他們用龐大的軍警，來維持這個形式上的統治權威，而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的示威請願活動，進入博愛特區。統治者以這種方式，叫台灣人民乖乖馴服，另一方面，又要運用他一黨掌控的立法院，去制訂違反世界民主潮流的國安法，以黑紙白字的法律條文，封住人民的嘴巴，不得主張台灣獨立。
此時此地，我怎麼能夠只是靜靜的坐在這裡？……那時候，我就決定，好，你們要『橫柴舉入灶』，我就挑戰你們的最高權威！
下午三點左右，我與幾位雜誌社的朋友陳明秋、兵介仕、蔡文旭等人討論，這是一個關鍵時刻，我要闖博愛特區，希望他們協助。他們表示支持，就開始暗地調兵遣將，招呼一下幾位自由時代雜誌社的同仁，以及一些基層的黨工。
事實上，率領群眾走進博愛特區，這是個臨時的決定，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組織，也沒有事前的計畫，我們沒有宣傳戰車，沒有示威布條，也沒有事前的遊行計畫，更沒有沙盤推演，而我現在手中所擁有的，只有一張『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』海報，再加上我對甘地精神的堅強信念而已。」
沒有組織、沒有計畫事實上應該是說，沒有一個固定的組織、沒有一個完善的計畫、沒有事先的沙盤推演，但是確實是臨時決定的。可是我這邊再做一個補充，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做的是，「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」，事實上就是推動「台灣獨立」，也就是你在宣揚刑法100條裡面所禁止的，根據刑法100條，「台灣獨立」這四個字就是叛亂罪。
當時的時空背景，講台灣獨立本身，你只要去宣揚，發動群眾、用一場大型示威要求台灣獨立等等……，這都涉及到叛亂罪。如果我們找了五個人來選舉，沒有問題；如果我們找了五個人，要去抗議某某某縣議員、市議員、官員做什麼壞事，可以；可是我們找了五個人要做台灣獨立的宣揚，那就是叛亂。
可是對我來講，一個國家，在自己的土地，要講台灣獨立都不能，這是我無法容忍的，可是無法容忍，我又能怎麼做呢？我們就想要走入群眾，告訴人家。我們有這個基礎，我與幾個友好的朋友，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跟鄭南榕「時代雜誌社」有關係的人，或本來就是雜誌社的同仁，我們已經在一起工作了，我們都熟悉了，可是我們沒有組織，我們做的工作是鄭南榕雜誌社，我們並不是台獨組織，但我們已經熟識了。
我們雖沒有計畫，我們只是常常在一起聊天討論，我們也沒有沙盤推演。事實上，博愛特區這個地方，當時是沒有人可以在那邊示威遊行，因為示威就會把你抓起來，因而我們想做第一次的挑戰，所以我透過這些朋友，他們就暗中調兵遣將，所謂的調兵遣將就是，我們需要宣傳車、我們需要海報等……，但後來才知道，這是很難的，最後我手中就只有那張海報，我自己寫的那張海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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